“牛马”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吗？《候场》对话马伯庸上

《长安的荔枝》成为今夏最火的IP之一。电视剧版刚完结，电影版接踵而至，截至8月4日，票房已超过6亿元。

“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从一句古诗，一个脑洞，到一本小说、一部影视作品，中间有多少路要走？李善德这个唐代“牛马”的故事和命运，为何让无数当代读者和观众共情？《候场》第一季第二集对话《长安的荔枝》作者马伯庸，听“马亲王”一一道来。

7万字的《长安的荔枝》，读起来酣畅淋漓，竟是马伯庸只花了11天就完成的作品。马伯庸坦言，十年上班族的经历让他对 “做事” 有着本能的敏感。他把 “从岭南送荔枝到长安”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，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职场难题:“保鲜技术、运输路线、跨部门协调、预算申报…… 就像当年在公司做项目一样，一步步捋清楚流程。”

这种“职场思维” 让创作变成了一场高效的 “心流体验”:他自嘲这是 “天生的社畜命”:“一提上班干活，灵感就像开了闸的水。”

然而，这11天的爆发绝非偶然。与其说《长安的荔枝》花了11天写完，不如说是11年的厚积薄发。此前的11年里，他曾在西安感受唐代风土，在广东观察荔枝生长规律，甚至对照电子地图琢磨岭南到长安的山川路径。这些看似零散的积累，在灵感迸发时自然串联成故事的骨架。

十年职场经历教会马伯庸的不仅是拆解问题，更是理解“人的处境”——就像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的李善德，一个普通小吏在宏大的皇权下挣扎，既要应对上级的苛责，又要平衡对家人的愧疚。这种对“小人物”的共情，让故事跳出了历史的框架。

今天，许多年轻人自嘲“牛马”“社畜”“打工人”。在马伯庸看来，“牛马是不可避免的宿命，但5000年来，现在已经是最幸福的时代。”他解释，比起古人，当代人拥有安稳的居所、温饱的三餐、医疗与教育的基本保障，甚至有余力旅游、追剧、玩游戏。“大家的困境不是物质匮乏，而是内心的紧绷。”

在他看来，文艺作品的意义不是提供解决方案，而是“让人们发现自己的困境被看见”。当年轻人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里看到李善德为一份差事拼尽全力，会意识到 “古今打工人的焦虑是相通的”。这种共鸣本身就是一种治愈:知道困惑从何而来，就已经迈出了和解的第一步。

在“牛马”的宿命中，年轻人都热衷于“去班味”。马伯庸“去班味”的方法，就是写作。从2000年开始写作，到2012年“破圈”，马伯庸在默默无闻的12年里，一直在写作。那时候，写作就是他“去班味”最好的方法。写作的过程，就像自己在跟自己玩游戏。这种纯粹的热爱，让他至今保持着创作的松弛感，没有包袱地去写，在写作中找到快乐。

成为职业作家后，马伯庸虽不必应付上级的指令，却比当上班族时更忙碌，然而，他十分享受这种忙碌，虽然每天雷打不动写四五千字，但他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。他说，“去班味”最好的方法，就是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，获得对生活、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感。